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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风流的远去:谁还记得“西纠”、“联动”wwwyidianzi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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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眼下年轻人来说,“西纠”、“联动”这些词儿已经非常陌生,毕竟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而这在当年可比现在网络热词热的多。

“西纠”、“联动”曾经是那个时代风流的代名词,尽管前后生存时间并不长。当年的风流人物正在悄悄地老去、静静地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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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天,董必武之子董良翮,于2017年4月11日晚19时55分在云南瑞丽因病去世,享年72岁。他当年就是“西纠”、“联动”的骨干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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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良翮自述我1945年生于延安,1969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在三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宠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

“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父母决定送我到农村去。1979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现在在广州经商。如果父亲活着,我相信他也不会落伍,一样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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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国家副主席、代主席的董必武与幼子董良翮孔丹:回忆我与董良翮的往事2017年4月12日今年3月23日,董良翮的儿子董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出版的董老家书。我问及他父亲的病情时,他说正在用自己的骨髓来帮助治疗父亲的白血病,我还夸他是孝顺孩子。他父亲现在云南瑞丽疗养,情况尚属稳定。昨晚,突然传来噩耗,董良翮已溘然长逝,不由错愕不已。他长我一岁,竟猝然辞世,令我怅然良久,扼腕叹息。除了怀念故人外,似是也在提示我辈,生也有涯矣。以下从我的口述史中摘取若干片段,以寄托哀思。

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了,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翮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李三友为主起草的。左起赵胜利、孔丹、秦晓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还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其实马凯也在里面帮着做了不少工作。我印象中,起草西纠的通令马凯也参与讨论了。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师大女附中那个连谁是头儿,我记不太清了,包括邓榕当时都参加了女附中连。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

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300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那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他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喇嘛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他那次把我、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

“西纠”的袖标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是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站在那里,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了,让我们会后马上布置去做安排。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口,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我在狱里呆了整整四个月,1966年12月23日我母亲去世当天我被拘捕。1967年4月22日列宁诞辰那天晚上,我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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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在井冈山,左起冯江华、李三友、路舒奇、孔丹、秦晓、孔栋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这个反应。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更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

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后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到,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4月22日的释放联动,我也因此而沾光。

出了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桶牙膏,一个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出了大会堂南门后,多数人一哄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实实地上车,回去把我的东西收拾干净了,那里面还有我写的诗稿啊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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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丹近照我印象中,他们是用车把我们回狱的这些人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门大街附近下的车,大概是在深夜里到家的。我一进门,把我弟弟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我说:放了啊,然后就兴奋地给他描述晚上的会。然后,我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孔栋找出些花生、饼干之类,我就嘁哩咔嚓开始吃起来,才开始缓过点劲儿来。

我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他说:你不知道啊?我说:怎么啦?!他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我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那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孔栋说:人最后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后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再也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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