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他倡导的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改变了上世纪末期的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
毫无疑问，邓公是一个伟人。他具有远见卓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一生都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他的一些言论，事关和国家的命运，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邓公对后世的几大告诫，如今看来仍然适用。第一，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不惩治腐败将会有失败的危险。1982年43月10日，邓公在讨论《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对经济犯罪活动看得更深，这股风来势汹汹。稍不注意，或者是不坚决刹住这股风气，我们的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越是高级干部子弟、名人，越要抓紧查处他们的违法事件。因为他们影响大，犯罪危害也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会非常大。”
纵观历史，很多朝代在灭亡之前都会出现贪污腐败之风。官员大肆收敛钱财，百姓民不聊生，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老百姓活不下去，自然会想推倒统治者，自己当家做主。如此一来，社会就变得不安定。因此，邓公说的话很有道理。任何时候，贪污腐败之风对一个国家的危害都非常大，要坚决制止这股风气的蔓延。
第二，在香港问题上，港人治港要有个界线和标准，中央不能一点都不管。治理香港的人，必须是爱国者为主体。邓公说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必须爱祖国、爱香港。把一切事务都交给香港人，这种想法不切实际，也是不行的。中央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但若中央啥都不管，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以及国家根本利益。因此，中央保持某些权力，对香港没有害处。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不是中央什么都不管，而是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眼下，香港确实出现了某些问题，香港政府自身已经无法解决了。为防止事情变得更严重，中央果断出手，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来更好地管理香港。第三，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对台湾省不能排除使用武力。邓公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始终不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不过，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也不能排除使用武力，始终要记住这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邓公还说精力要先花在经济建设上，台湾省的问题可以晚一点解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会放弃国家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