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万卷书,走万里路,执一支笔,伏一张案,在没有官方的资金支持(前朝修药典这事,都是有朝廷主持的),且有保守势力的恶意讥批(说他擅动古典)的情况下,全凭一己一家之担当,且纯以百姓之身份,历27年,从壮到老,李时珍终于修成有190多万字的《本草纲目》!这是多么大的定力和信念!190多万字,一一毛笔正楷录写,
一卷一卷,整室为盈,这是多么艰巨的工程!本期《典籍中的工人》就从书名开始,介绍一下这部书的亮点~↓↓↓《本草纲目》体例《本草纲目》共分五十二卷,所录药物不止“本草”,即植物类药,而是包括植物、矿物、动物等类,其中植物药1094种,矿物、动物及其他药798种,合共1892种,有374种为李时珍所新增。
李时珍创新的体例是将这1892药分为水部、火部、土部、金石部;次之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再是鳞部、介部、禽部、兽部;最后还有人部。一共十六部,此之谓“纲”。每部又分类。比如草部又分山草类、芳草类、隰草类、毒草类、蔓草类、水草类、石草类、苔类等八类。一共是六十类,此之谓“目”。 另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药方11096则。书前还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他的儿子帮他画图)。
每种药先题定条目正名,随之“释名”,录各种别名(“又名”)。正名为“纲”,别名为“目”。再引经据典解释各种名称来历,此又是“目”,而正名、别名为“纲”。上举曼陀花之例我们已经初步看到这种体例。“释名”之后是“集解”,叙述产地、形态及栽培和采集方法,有引经据典,有李时珍自己的经验和心得(以“时珍曰”出之);接着是“正误”,考订品种和历代文献记载;然后是“修治”说明炮制方法;然后依次是“气味”“主治”“发明”“附方”,以分析性能,明确功用,指导医用。以“纲目”总之,以上“释名”部分又是“纲”,“ 集解”以下又为“目”。总之内容十分丰富,条理相当分明。
在《〈本草纲目〉凡例》中,李时珍详细说明了他这种编排形式的匠心,大意谓让人“一览便知,免寻索也”,且正本清源,“是非有归”,有体有用。对此王世贞在序中点赞称:“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以上形式和内容中最有价值、最体现匠心的是“发明”。蛇!蛇!看看《本草纲目》的发明
发明:有发现、启发、阐明之意,系李时珍自己从中药释名、鉴定,到炮制、功效、主治、临床等各方面的独到发现和研究结论,以及价值发挥。这部分内容主要来源于他的实地采集和采访,也有他爬梳百典的获得。“发明”包括体例中专属于“发明”一栏的内容和纲目各栏中冠之以“时珍曰”的文字。上期中我们曾举到远志,李时珍从书上发现,梁代陶弘景和宋代马志对此药地上部分的“小草”有不同看法,陶称其如麻黄,马称其似大青,并批陶“不识”。李时珍行万里路,看到各地的远志,遂有自己的判断——
时珍曰∶远志有大叶、小叶二种,陶弘景所说者,小叶也;马志所说者,大叶也。大叶者,花红。这就是“发明”。李时珍也启发了我:我在老家放牛时看到的开紫红色花的远志,应属大叶者,只不过长在太瘦的地面,叶看起来又很小。远志关于远志为何有这样一个很励志的名字,李时珍在“释名”一栏也有“发明”——时珍曰∶此草服之能益智强志,故有远志之称。《世说》载郝隆讥谢安云∶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记事珠》谓之醒心杖。
“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太有趣了。地下根为远志入药,出苗则为小草,契合药理;以之讥谢安当时,则有在家很大爷出门也不得不变成孙子之意。委实有趣得紧。远志我们常拿金银花泡茶喝,取其清热解毒。金银花,也是我从小就认得并采过的。藤生植物的花,其叶经冬不凋,故全株称忍冬;其花长条状,有黄、白二色,故名金银花,又合称二花。查查《本草纲目》才知道,我对忍冬仍有“不识”的地方。“时珍曰”:
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气甚芬芳。原来不是有的白来有的黄,而是先白后黄、先银后金。涨姿势了。金银花下面再以动物药举例。我的中药剂班的同学们都知道,蕲州产蕲蛇,道地药材,最是名贵。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想起梁山好汉中有名“白花蛇杨春”者),是我国主要剧毒蛇种之一,咬人立死,故又有俗名“五步蛇”(现在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蛇越毒越有药用价值,此蛇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捕者甚伙,且用于进贡(你一定想起了柳宗元写的《捕蛇者说》)。
二、

为了“集解”中的文字,李时珍找到一位捕蛇人,作揖执弟子礼。捕蛇人于是带他到龙峰山上。山上有一个洞,洞周多怪石灌木,还多生一种叫做石南藤的藤本植物——本身也是药——喜欢缠绕在灌木上。而蕲蛇,独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这就为找到它提供了线索。李时珍随着捕蛇人,重点围绕着石南藤到处找。嘘,那穿一身花衣的蛇终于露面并且在吃它喜欢的食物了。
李时珍凝神谛视,只见那蛇白花闪烁,曲身前行,而把三角形的头抬起来。捕蛇人撒了一把沙子,它居然就“龙蟠”不动了(像蝎子怕吹风一样,它怕沙!),再迅疾以叉叉其头部。它怒而反击,大张其口,口有四牙,目露冷光。而终于被捉将回山下用绳悬起,解剖,炮制。李时珍参与了捕蛇、剖蛇、制蛇全过程,因能在“集解”中从容详细地录下蕲蛇的形态:
其蛇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他数了三遍,二十四个),腹有念珠斑(前人没有这样记),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像佛指一样的鳞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从外看到内)。

《本草纲目》就是这样一部有调查、有“发明”的药典书。穿山甲到底是如何吃蚂蚁的?当归为何叫“当归”?《本草纲目》是一部真美俱呈的药典《本草纲目》还是一部很好看的、打通了科学和人文界限的药典书。《本草纲目》也是可以当成一部文学书读的。自古还有医文不分家之说。写不好八股应试文章的李时珍,著起他心爱的“本草”来,自是才华无羁,于经史子集信手拈来或刻意罗致,以佐证自己的调研观察,并助力推翻前人的谬见,其真美俱呈的手法,正如法布尔的《昆虫记》予我们的读后感一样。王时贞在其序文中对此有更好评价:
上自坟典,下及神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这是专家而兼杂家的特色,这是学科不分的魅力。这种特色和魅力,我们于曼陀罗花、远志、忍冬、蕲蛇诸例已领略一二。下再列数证。穿山甲,大家都知道以蚂蚁为食。而穿山甲是如何把蚂蚁吃到嘴的呢?“集解”中,李时珍收录了陶弘景的记录——
弘景曰:日中出岸,张开鳞甲如死状,诱蚁入甲,即闭而入水,开甲蚁皆浮出,因接而食之。穿山甲原来吃得是这么麻烦、这么多智、这么呆萌。而李时珍上山观察的结果却仅是“常吐舌诱蚁食之”。此察更接近于真相。穿山甲“长舌尖喙”(时珍描绘),我看了许多视频,见此甲无不是以其尖喙直探蚁穴,再以长舌扫蚁群直接食之。李时珍还“曾剖其胃,约蚁升许”(切勿模仿,于今穿山甲也是保护动物哦),这是验证穿山甲确实以蚁为食。这一点陶弘景是对了。但陶记录的食蚁法却是错的,可能是将一次偶然所见当成“全真”了。但陶之错却也 “委实有趣得紧”,足能发人想象。
家鸭(鹜)和野鸭(凫)是不同的禽类,药性也不同。而前人竟有认鹜、凫乃同一者。为了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李时珍搬出《尔雅》《周礼》《诗经》《楚辞》等一大摞子经典,并在《楚辞·卜居》中找到了屈原留下的最有力的“诗证”: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凫、鹜对举,鹜则又与鸡并列,则凫为野鸭、鹜为家鸭,倍分明矣。时珍之认真和博雅,于“本草”一书中比比皆证。凫

故事性强也可以拿来作为对《本草纲目》的亮点总结。关于药名来源的典故多是故事,还有关于药效传说的民间故事,也处处可见李时珍自己经历的故事。雷丸具有杀虫作用,李时乃从陈正敏《遁斋闲览》中“发明”出一段传说:“杨缅中年得异疾,每发语,腹中有小虫应之,久渐声大,有道士见之曰:此应声虫也。但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读至雷丸不应,遂顿服数次而愈。”委实有趣得紧。这也是美与真的结合。
黄芩的功效是清热燥湿,尤泻肺火。编写“黄芩”词条时,李时珍想起自己20岁那年得的一场几乎致死的肺病:予年二十时,因感冒咳嗽既久,且犯戒,遂病骨蒸发热,肤如火燎,每日吐痰碗许,暑月烦渴,寝食几废,六脉浮洪。遍服柴胡、麦门冬、荆沥诸药,月余益剧,皆以为必死矣。先君偶思李东垣(金元时期著名医学家)治肺热如火燎,烦躁引饮而昼盛者,气分热也。宜一味黄芩汤,以泻肺经气分之火。遂按方用片芩一两,水二钟,煎一钟,顿服。次日身热尽退,而痰嗽皆愈。
彼时李时珍正刻苦复读备考举人,也许太刻苦了,终竟一病不起。是父亲受李东垣的启发,单用黄芩治好了他的病。从这个故事,我读到了对父亲的怀念;也读到了医疗经验的传承:一位名医根据前朝名医留下的方剂,救了未来又一位名医的命。信息量就是这么大咧。人的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绝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恶!

其他各部也时有奇药怪方。如土部,就收有寡妇床前土,主治耳上月割疮,和油涂之。为何一定是寡妇床前的土呢?盖因其阴气重耶?再有服器部,收录有孝子衫,云主治鼻上生疮等。诸如此类。为什么一定是孝子的衫呢?因为孝是一种好品行?因为以上元素的存在,就看到一些网站和微信号推文攻击李时珍重口味、伪科学、不人道,进而认为《本草纲目》全是糟粕云云。对于此种一知半解,我大以为不然。
细看本草,那些过分的奇药怪方,多采自前人所载,李时珍只是客观收录,立此存照,并告信源,以备研究而已。即便注明是他自己搜罗的方子,也只是收录,此外就不着一字。这是他的一个编撰理念。他这种理念在“人部”总纲中已经明确表达出来了:“凡经人用者,皆不可遗。”人部种种,皆关人生,对此李时珍绝不糊涂——时珍曰:“《神农本草》,人物惟发一种,所以别人于物也。后世方伎之士,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惟无害于义者,则详述之。”
这是一种清醒的人道主义态度,也是儒家的人本主义立场。医儒不分家。“人部”是动物药之一类,此类从鳞、介、禽、到兽,“终之以人”,李时珍说,这是“从贱至贵”的分类。本身就是尊重人的表现。另一方面,此种分类也基本符合由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的进化规律,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暗合。以鲜明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在“人部”“人肉”条下,李时珍不再“客观”,写下了一篇痛斥以人肉为药的“檄文”。
以人肉为药,源自唐代药学家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云可治瘵(zhài)疾(痨病,即肺结核)(此或即鲁迅笔下“人血馒头”之想象所本,“人血”“人肉”,近义词嘛)。李时珍指出,自《本草拾遗》“人肉方”出,闾阎中就多了割肉效亲的残忍故事,这实在是令人发指的愚民行为,所为者皆伪善觊觎之徒,连太祖朱元璋都怒其灭绝人伦,并实际杖配过一个这样的“孝子”。 这是李时珍从他书中找到的一个故事。又引陶宗亮《辍耕录》所载:古今乱兵食人肉,谓之想肉,或谓之两脚羊。接着激评称:“此乃盗贼之无人性者,不足诛矣”。这是一篇奇文,读者诸君不妨搜索原文细细读之。
还有“人血”条目,也是从陈藏器书中收录一方:“羸病患皮肉干枯,身上麸片起,又狂犬咬,寒热欲发者,并刺血热饮之”,对此,时珍在“发明”中怒斥:饮人血以润之,人之血可胜刺乎?夫润燥、治狂犬之药亦伙矣,奚俟于此耶?始作方者,不仁甚矣,其无后乎?虐兵、残贼,亦有以酒饮人血者,此乃天戮之民,必有其报,不必责也。
综上,对于所有在《本草纲目》中出现的奇药怪方,我们都要注意李时珍亮明过的科学和人道的态度,及其客观实录的编撰理念。其实,我们还要感谢李时珍给我们留下了那些匪夷所思的“医治文本”,它见证了医巫不分的远古时代,以及医学从巫术中发展出来的脚印,可供我们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各个角度进行研究。从这个角度说,正是由于这些“糟粕”的存在,反而使得《本草纲目》更有价值、更可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