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柴静《看见·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2003年1月10日，那个叫黄杏初的广东人走出住院部的大楼时，不会想到，未来，他会以“中国首例非典型肺炎报告病例”的身份被记载于历史中。2002年12月5日，在深圳一家酒楼里当大厨的黄杏初出现了发热、畏寒、全身无力的症状，以为是普通感冒发烧的他去医院打了吊针，在病情未见好转时，回到河源市的老家养病，休息。接下来的一周，黄杏初持续发烧，被送到了河源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非典型肺炎这一疾病名，是有别于由肺炎链球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而言的，大叶性肺炎临床症状重，X射线胸片，两肺大面积炎症，体温可高达39~40，白细胞上升，中性可＞10万，形态不正常。“非典”早期症状不重，体温不超过39，有干咳无浓痰，白细胞一般不升高，中性白细胞形态正常，X射线胸片呈间质性肺炎，中后期很快出现呼吸困难，并出现呼吸窘迫症。
此病在广州初现时，由于此病起因不明，钟南山院士们首先提出一个“非典型性肺炎”的名称，又因该病的传染性很强，其后卫生部把它补充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此后我国一直以非典型肺炎名之，简称“非典”。北京人民医院中，有一块被称为“天井”的地方。天井中，曾经住着29位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27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没有光，没有通风，也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发黄发脆的病例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上面写的都是“肺炎”，实际上都是SARS。
有不知情的病人来打点滴，只能和那些得了“肺炎”的患者待在一起。
那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直到4月23日，建院85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整体隔离。北京告急。人民医院整体隔离的第二天，在北京以北三十五公里的小汤山镇，一座医院拔地而起。
2.5万平方米、拥有1000张床位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病人。4月28日，北京胸科医院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的非典病房如期完工。4月30日，北京建工施工的西区
1、2病区和东区
11、12病区率先交付使用。5月1日，小汤山医院开始接收第一批“非典”病人。此时，北京已经变成了SARS重灾区。在“非典”面前，一批批中医师挺身而出。
在西医面前，非典是一个全新的疾病，既无治疗先例，也无治疗药物。然而，中医认为，SARS仍属于瘟疫范围，中医理论完全适用。临床研究表明，北京与广州相比，患者体内热毒更重，并兼有湿邪，中医早期介入临床治疗，抓住热、毒、湿、肺几个环节用药，对于环节病症具有明显效果，死亡率明显降低。中医药治疗SARS在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例如稳步降温、缩短症状持续时间、减少重症病人激素用量、维持血氧浓度和减轻病毒对机体造血功能的影响等。北京胸科医院等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证实，病人在服用中药后，由单纯服用西药造成的肝脏、肺部等内脏损伤及血脂过高等高等问题也迎刃而解。
结果显示，患者发热消退时间平均为（3.52±0.85）天，呼吸系统干咳、胸闷痛、气短、憋喘等症状在配服小青龙汤加味或血府逐瘀汤2~3天后减轻，1周内消失。消化系统症状在使用中药参苓白术散、葛根芩连汤、四逆散合平胃散加减1~3天后明显减轻。
3.
在西苑医院医疗队接管的病区，由于“抗非典西苑1号方”的使用，大量减少了病人的激素用量，且激素快速撤减后患者均未出现病情反复、恶化及肺部影像学加重现象。激素的快速撤退也使得治疗周期大大缩短。至6月5日，其所管理的48位非典病人无一例死亡，而医疗队成员也没有一人感染非典。WHO专家一致认为，在预防和恢复期治疗方面，西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法，中医在此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以中医为主治疗SARS安全可靠，潜在效益极大。
在重大疾病面前，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是一条无法避免的道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培育了中华文化及中医瑰宝，中医以其独特的诊治疾病和方法进行防病、治病，以整体观念，靠四诊、八纲、辨证，按照中医理论分析病情，立法处方用药，分析多于检测。SARS的发生，使中医得到了参与防治的机会，也证明了中医的确有助于非典患者的治疗。希望在未来，中医可以发挥自己的特点与优势，让中医药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