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和平，勿忘国耻，1937年7月7日，驻扎在丰台的日军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声称有一名日军在演戏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进行搜查。当时驻守在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官兵拒绝了日本这一无理请求，随后蓄谋已久的日军开始向中国守军开火，二十九军官兵随即向日军还击，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是为卢沟桥事变。其实在卢沟桥事变前夕，二十九军的处境已经很艰难，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逐步将势力拓展到京津冀，虽然二十九军控制着北京，但是除了西部以外基本已经被日军控制，侵略华北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已经陷入对日恐慌之中，在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舆论各界为之哗然，尤其是精英层面，诸如陈寅恪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在谈及此事时都表示：“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1930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发动军事战争，由于战场主要发生在中原，因此又被称为中原大战，在中央军与闫冯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蒋介石拉拢张学良入关武装调停，使得阎锡山与冯玉祥大败。
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从关外全部撤入关内，张学良想起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1932年命令二十九军开往察哈尔（民国时期的一个省级行政单位）抵挡日军的进攻。过了两年寄人篱下的生活，二十九军的境况十分糟糕，据说在开往察哈尔的路上，二十九都不敢白天行军，穿得破破烂烂的二十九军官军十分害怕被人当做土匪或者流寇，只能在夜晚急行军。
二十九军也因此名声在外，成为民间抗日呼声最高的军队，尽管长城抗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对日采取妥协政策，何应钦担任北平军分委员长后与日本签订《塘沽协议》更是媚日。然而以事实来说，二十九军实际上成为国民政府妥协的最大受益者，在1935年6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将国民中心军及东北军从平津及河北一带退出，建立一个没有中日无军事区域的缓冲地带。
由于二十九军与日军军事对峙长达两年，因此，对于日军在华北频繁增兵行为没有起到重视，认为日本人不过是为了进行更大强度的军事演习。
二十九军的强力反击态势，让日本发现仅仅依靠在华北的军队无法完成彻底击败二十九军，因此明面与二十九军进行和谈，而暗地里加强对华北增援部队。宋哲元当时寄希望于依靠外交手段解决该次冲突，还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正是在停战协定期间，日军增援部队逐渐占据对北京包围的有利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军还未能北上，二十九军势单力薄，只能听从蒋介石安排，撤出北平，当时很多学生眼含热泪看着二十九军撤离北京。舆论对丢失平津无法释怀，很多人将矛头对准宋哲元，宋哲元也认为难辞其咎，时刻担心受到蒋介石的清算。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非但没有指责宋哲元，反而对二十九军勇敢抗战的精神表示慰勉，二十九军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二十九军原来的四个师被扩编为三个军，驻守津浦路沿线。
知耻后勇的刘汝明和张自忠率领部队参加了徐州会战，也算打出了曾经二十九军的威风，但是在张自忠枣宜会战中壮烈牺牲，这支军队元气大伤，再加上并非中央军嫡系，逐渐沦为抗战中的二流部队。脱胎于西北军的二十九军高层宋哲元等人在面对日寇入侵时，内心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是对蒋介石政府的不信任，一方面被日本带来的假和平所蒙蔽，但是无论怎样说，在明知打不过的情况下，还能勇敢的打出全面抗战第一，就冲这一点，二十九军就是好样的。
